经济社会转型中新加坡、韩国、台湾劳资关系协调机制建设研究

2016-08-24 20:57 阅读数:790
      在上世纪80年代曾被誉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韩国、台湾,在经济社会转型中尤为重视劳资关系的变化,及时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保持了劳资关系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阶段,劳动关系异常复杂和多变,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特点。系统地梳理和总结新加坡、韩国、台湾的做法和经验,对于促进我国劳动关系调整及其协调机制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 经济社会转型中新加坡、 韩国、 台湾劳资关系协调机制建设
  (一) 经济社会转型中新加坡劳资关系协调机制的建设
  1960年,新加坡进入工业化进程,相继经历了三次经济转型,给劳资关系带来很大的影响,政府分别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逐步建立劳资关系协调体系,从而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与劳资关系和谐稳定相互促进的局面。
  1.“进口替代阶段”劳资关系的调整措施。1960年之前,新加坡实施依赖外资的劳动密集型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为了吸引外商投资,新加坡用法律制度约束和监控工会活动,并建立国家劳动仲裁法庭,使劳资集体谈判从自由放任走向法制化轨道。
  2.“出口导向阶段”劳资关系的调整措施。1967年,新加坡采取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化战略。劳资关系的处理机制仍然以集体谈判为基础、工业仲裁法庭为辅助,政府与劳工的关系从“强国家———强社会”变为“强国家———弱社会”。
  3.“产业升级阶段”劳资关系的调整措施。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加坡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GDP(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保持在8%以上,但面临劳动力短缺和低工资陷阱的严峻局面。随着劳工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自治能力的逐步提高,劳资关系再次面临挑战,政府逐渐采用劳资政三方协商机制来解决日益复杂的劳资问题。
  (二) 经济社会转型中韩国劳资关系协调机制的建设
  1948年韩国成立至今,大致经历了三个转型阶段,政府分别采取有针对性的调整措施,劳资关系协调机制逐步形成,劳资关系逐渐由激烈对抗走向民主协商。
  1.威权统治时期劳资关系的调整措施。20世纪60年代韩国政府采取出口导向的工业化经济发展战略,为了尽可能吸引外资,政府用法律法规限制劳动者权利。
  2.民主政治转型时期劳资关系的调整措施。1987年之后,韩国建立符合国际社会标准、适合新环境的劳资关系法律体系。政府认可工会的自治权,引入民主对话机制,建立三方机构,如产业关系改革总统委员会(PCIRR)、国家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等。
  3.1997年经济危机之后劳资关系的调整措施。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给韩国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很大冲击,由于企业大量裁员,非正式劳工数量增加, 劳动力市场严重分化,劳资纠纷骤然增多,政府通过出台《非正规劳工保护法》、促进开展劳资集体谈判制度、 推进劳资争议的解决走向制度化、用三方对话模式解决劳资问题、企业建立劳动管理委员会(LMC) 制度等一系列调整措施, 促使劳资问题的解决逐渐走向规范化。
  (三)经济社会转型中台湾劳资关系协调机制的建设
  1.“戒严”时期劳资关系的调整措施。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实行长达38年的专制独裁统治。政府利用充沛廉价的农村劳动力和稳定的劳资关系顺利完成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2.“解严”之后劳资关系的调整措施。到上世纪80年代,台湾跨入经济发达社会的行列,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逐年下降,迫使台湾进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同时,九年制教育的逐渐普及、人口素质的显著提高也推动着台湾社会结构的变化。
  2011年新劳动三法实施之后,台湾劳资关系协调机制趋于民主自治、合作竞争的发展新方向。第一,新《团体协约法》促进了劳资双方自主协商。第二,新《劳资争议处理法》 提高了劳资争议的处理效率,构建了多元化、专业性的劳资争议处理机制。 第三,新《工会法》促使工会走向多元化和自主化。
  二、 经济社会转型中新加坡、韩国、台湾劳资关系协调机制的特点
  (一)新加坡劳资关系协调机制的特点
  1.劳资法律体系完备。新加坡在经济社会转型中及时出台相应的调整劳资关系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劳工标准、集体谈判制度、劳动保护、劳资争议处理等方面,为劳资关系协调机制的建设扫清法制障碍,成为调控劳资双方力量变化、规范劳资行为、稳定劳资关系、促进经济社会转型的有力武器。
  2.三方机制健全灵活。如下图所示,国家层面的三方机构主要有国家劳动仲裁法庭、全国工资理事会等,劳资政三方的人数比例相等。他们经过民主协商后,提出关于工资增长设计、生产力发展、劳工教育培训、工作安全与卫生等方面的建议和决策,对于解决劳资问题、促进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新加坡三方机制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法律机制、谈判机制和社团机制三个方面。
  3.工资集体谈判的有效开展。新加坡的集体谈判主要分为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行业工会与行业雇主组织把全国工资理事会每年提出的全国职工年度加薪指导原则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进行行业工资增长幅度的谈判。新加坡雇员70%基本工资是通过行业层面的谈判确定,另外30%的浮动收入由企业调整决定,而90%的企业都会因其专业性把加薪指导原则作为确定本企业工资水平的重要依据,从而保证了集体谈判的效率。新加坡集体谈判主要在企业层面上进行,企业层面的集体谈判一般周期为2-3年,但是关于加薪的谈判每年都举行一次。
  (二)韩国劳资关系协调机制的特点
  1.法律政策的制定注重民主过程。为了顺应民主化趋势,韩国劳资法律政策制定的整个过程尊重民意,尽力满足劳资双方提出的权益要求。如1998年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经过劳资政三方反复协商形成的社会契约和三方协议以及形成的以“分担痛苦、分享工作”为基本内容的劳资政大团结协议文,有效地应对了经济危机。
  2.用三方对话模式解决劳资问题。1987年以后,韩国政府处理劳资问题的方式由独裁专制逐渐转向三方对话模式。2008年劳资政委员会及时出台一系列政策协议,让资方中止非法劳动行为、克制裁员,让工会削减和返还工资、克制罢工,让政府提供各种制度以及税收等便利,有效应对了经济危机。
  (三)台湾劳资关系协调机制的特点
  1.注重用福利政策缓解劳资关系。长期以来台湾劳工的工资收入相对很低,但是在经济社会转型中政府根据情势及时出台温情的劳工福利政策,并强制资方遵守,因此缓解了劳资关系,对经济社会的平稳转型起了很大的作用。
  2.劳资关系协调机制的发展方向更趋于民主化。在劳工立法方面,台湾更加重视劳工的诉求,对劳工权益保障的力度和范围都在扩大。
  三、 启示与借鉴
  通过对新加坡、韩国、台湾的做法研究,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定的启示与借鉴,以促进我国当前劳动关系的调整及其协调机制的建设。
  (一)启示
  1.在工业化初期,政府用法律制度压制劳工运动,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新加坡、韩国、台湾在工业化初期都具有大量的劳动力,为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政府都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降低劳工成本,稳定劳资关系,以吸引外商投资,从而利用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2.在工业化中期,政府促使劳资双方的力量走向均衡,采用三方机制解决劳资问题。在经济社会转型中的劳资关系变迁中,新加坡、韩国、台湾政府逐渐意识到,激烈的劳资对抗只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而劳资双方的平等对话才是有效解决问题的办法。为此这三个国家(地区)政府都建立了一套规范化、制度化的法律体系,使劳资双方的力量达到均衡,推动劳资政三方以民主协商的方式解决劳资冲突,形成集体谈判制度、劳动争议处理制度、三方机制等。
  3.政府注重使劳工阶层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新加坡、韩国、台湾都注重把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劳动者,以促进劳资关系的稳定和谐。他们主要采取的措施有:促进充分就业、提高工资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这些成为稳定劳资关系的重要手段。
  (二)借鉴
  1.加快建立健全劳动法律体系。新加坡、韩国、台湾十分重视法律体系建设,都制定了《劳动基准法》,值得我国借鉴。同时,我国应尽快制定关于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的专门法律制度,并完善劳动关系三方机制的相关立法。
  2.不断推动深化集体协商制度。根据新加坡、韩国、台湾政府在集体谈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我国政府也要在集体协商的过程中提供必要的干预,使集体协商能够有效地进行。
  3.要注重发挥三方机制的作用。工会和雇主组织的独立性以及职能的履行情况是三方机制有效运行的重要变量,是三方机制顺利运行的必要条件。因此,要进一步培育工会组织和企业代表组织,将工会的维权作用落到实处,使双方的力量达到均衡,使更多的企业代表组织参与到三方机制中来,这样才能发挥出三方机制的实效性。
  4.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虽然新加坡、韩国、台湾的政府在劳资关系调整中的角色定位略有不同,但是政府作为社会公平公正的维护者,在以下的劳动关系调整中承担的责任和所起的作用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制定劳动标准,推动集体谈判机制,对雇员结社权利和集体谈判权利予以法律保护,通过政府劳动管理部门和司法仲裁机构保障集体协议的有效实施,提供咨询培训等公共服务等。当前,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关系双方主体力量失衡、不能自主进行集体协商的情况下,政府有必要在加快劳动关系法制建设、推动集体协商制度、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发挥出职能作用。
  (聂鲲:人社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助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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